现在的问题是社会的内在运行逻辑是什么，所以将视野暂时的局限到一个完全能自我运行的社会中，这个社会要尽可能的靠近现代，又需要未完全的跟世界接轨。所以中国在未加入WTO之前的这个社会形态是一个很好的观察对象，所以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有什么。
一个独立运行的国家，首先能看到的就是组织架构和精神文化。先看组织架构，从物质的角度看，可以看到生产系统、运输系统、管理系统和防御系统，其大致对应了生产集体、商人集体、公务员集体和军人集体。这种集体是指分工的集体，而不是在空间上的集体，所以四类人会在空间上进行组合，形成一个个细小的组织。组织内部又会进行分工，一直可以从体系分到行业再分到工种，最后具体到岗位，但是不要那么做，那是思维的地狱，只需要去注意系统具体是干什么的，以及系统与系统之间的关系。
首先是生产体系，生产的目的是为了生产整个社会所需的物质，这种生产的需求是动态不可统计的。然后是运输体系，运输是将社会分散生产的物质通过不同的商人进行汇总，然后按照需求再送到需要的个体手上。其次是管理体系，管理不仅对从事各类分工的人员进行管理，也对社会生产需求进行模糊管理。最后是防御体系，防御是按照不同的防御需求，让军人对安全生存区域进行防守和控制。所以从物质角度看，整个社会在做四件事，生产、运输、分配和防御。
然后从精神的角度看，可以看到教育系统、文化系统、娱乐系统和信仰系统。其对应了四类群体，教育从业者、文化从业者、娱乐从业者和宗教从业者。教育从业者是将未成熟的群体成员按照不同的社会分工需求，进行方向性的知识和技术的传授。文化从业者则是对经过演变发展出来的所有文化进行创造和传播。娱乐从业者严格来讲，也应该算是文化传播的一部分，但娱乐从业者更多不是创造而是表演，其作用是丰富成员的精神需求和使精神得到放松和愉悦。宗教从业者则是对不同的精神信仰进行宣传和传播。所以从精神的角度讲，整个社会也在做四件事，传授知识、传播文化、创造表演和建立信仰。
物质的四类人群和精神的四类人群在空间上进行再重组后得到了一个近似的社会构架，此时重组后的人需要管理和引导，所以又会产生一个管理群体。但还需要注意的三类群体。第一类是服务群体，在复合重组的社会中因为各种需求，会出现各种服务群体，形成服务从业者群体。另一类是社会边缘群体，包括但不限于精神异常群体、身体残疾群体、丧失劳动力群体、有劳动力但不劳动群体等等。最后一类是犯罪群体，这类群体比较特殊，会出现在前面的所有群体里面，形成一种特殊群体。
从物质到文化，就得到了一个社会构架的主体部分和边缘部分，从管理到生产形成了一种金字塔形的社会结构，这种结构是从社会分工上讲的社会结构。下面转换一下角度，从分配上去看社会结构。
初识分配
不论这个社会形态是奴隶社会形态还是封建社会形态、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社会主义社会形态，亦或者是将来会发展出来什么样的社会形态，都是一个个个体组建起来的社会形态。由一个个个体组建的社会形态，其必然的一点是要保证个体得以存活。生存是个体最核心的需求，所以一个社会不论以何种分工合作的方式运行，最核心的要求是要将食物送到每个个体的手中。所以暂时先抛开诸如服饰需求，住房需求等各种需求，假设个体只有食物需求，那么在分工合作中是如何将食物分配到单个个体的手中的呢。
当货币还没有出现之前，人类以部落的生存方式进行，此时的分配方式是集中分配的方式。当然，这种集中分配的方式因为此时的体量较小的原因，部落中的每个成员都很清楚大家分到了多少资源。但是当体量大到个体再无法直观的感受到分配到了多少资源的时候，分配方式从集体所有制分配转向私有制分配，即从集体责任制变为个人责任制，而这种私有制的分配方式依靠的工具是货币，所以这里也可以知道货币的第一个性质是分配工具。当分配方式从公有制转向私有制后，很明显的一个问题是，脱胎于以物易物出现的交换工具只能对物质进行价值量化，而合作分工的方向出现了两个方向，生产分工和脱产分工，生产分工的群体能够依靠货币进行彼此的物质交换，但是进行脱产分工的群体没有物质可以交换。那么大家都进行生产吗，显然不可能，没有人脱产进行安全生存区域的防御，即便生产了物质也会被抢走，所以脱产分工又是必要的。既然脱产很必要，货币又只能进行物质上的价值量化，个体都需要存活，那么怎么办呢，答案是设定一个规则，让部分物质流向脱产的群体，这个规则叫做税收。依靠税收现在可以将物质分配到两个群体中了，但是还是有个问题，让多少物质流向脱产群体，脱产群体又如何进行这部分的物质分配呢。
现在抛开物质的分类，只以食物为观察对象，去了解税收如何通过货币将食物分配到这两个群体中的。现假设有一百个单位的群体，每个单位群体需要一单位的食物，共需要一百个单位的食物，所以对生产的总需求也是一百个单位。然后假设生产的群体和脱产群体对半分，即两个群体各有五十单位的群体，所以对生产群体而言，五十单位的生产群体需要生产一百单位的食物，而脱产群体需要通过税收将其中五十单位的食物转移到脱产群体。完成了对食物的初步分配后，还需要内部进行再分配。现引入分配工具，用货币对一百单位食物进行价值量化，假设一单位食物价值十个单位的货币，则食物的总价值为一千单位货币。另假设一单位的群体有十个个体，则总共有一千个个体，一千单位的食物分配到一千个个体手中，其理想结果是每个个体手中有一单位食物。即通过货币对食物进行一次量化后，通过税收进行食物第一次分配得到价值各五百单位货币的食物，通过内部第二次分配得到每人价值一单位货币的食物。
上面分配方式是理想情况下的分配方式，但现实中生产群体的产出量是不同的，虽然在生产总量上是生产了一百个单位的食物，但对于五十单位生产群体而言，其产出会存在差异。现假设有两个单位的生产群体和两个单位的脱产群体，每个单位群体对食物的需求为两个单位，总需要八个单位的食物。假设其中一个生产群体生产量为两单位食物，一个生产群体生产量为四单位食物，总共生产六单位的食物，按照对食物的需求，能转移给脱产群体的食物只剩下两个单位，但脱产群体需要四个单位的食物。此时，如果税收的工具在生产群体手上，则会转移两个单位的食物到脱产群体中；如果税收的工具在脱产群体手上，则会转移四个单位的食物到脱产群体中。如果税收被生产群体掌握，则脱产群体会产生一个疑问，我们在外冒着生命的风险打生打死，为什么会连生存所需的食物都不够，是不是进行生产的群体不够努力；如果税收被脱产群体掌握，则生产群体会产生一个疑问，为什么那么辛苦的进行生产，明明有盈余的食物，为什么最后连肚子都填不饱。
在初步理解了货币和税收如何对食物进行分配后，现在要注意一个对农耕文明最重要的影响——地理位置。之前说过对农作物来讲最重要的两个影响因素是水和光照，而农耕文明的主要食物来源是农作物。在同样的劳动力下，一个生活在水源边的群体和生活在离水源较远的群体，在产出上有明显的差异。如果按照产出进行分配，则同样的劳动力在水源边的群体能够分配到更多的食物，如果要进行平均分配，水源边的群体又会想凭什么。
位置的重要性
对于一个以农作物为主要食物来源的文明而言，地理位置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一个同样的劳动力在水源边的产出和离水源较远的地方的产出是存在差异的，当然，这种差异可以通过改造环境从而改变水流方向，缩小因水源带来的差异，但是对于生活在平原和山区的人来讲，无论如何都没办法缩小这种差距。
就生产群体而言，一个生活在山区的成年劳动力和一个生活在平原的成年劳动力，在食物的产出上存在明显的差异。假设现有两个生存地区的成年劳动力，同样有一亩地，现在要种植同样一种农作物，在引水灌田的时候，生活在平原地区的人只需要打开一个缺口让水自然流向田地，待水足够后，堵上缺口即完成了工作量，在引水入田的时间可以去干别的事。但是生活在山区的劳动力，则需要将水源引入田地，打开各个梯田之间的缺口，然后按对水的需求，一步步的关闭梯田之间的引水口，在某些时候甚至需要肩挑背负的把水运到田地中，在引水的过程中，生活在山区的劳动力是没办法长时间的离开土地的。同样一亩地，同样的收成下，山区的成年劳动力需要付出更多的精力才能得到与平原劳动力相同的产出。又由于光照的原因，同样一亩地，不同地理位置下的产出是不一样的，所以位置较差的地区，同样一个成年劳动力在付出了不同的劳动和精力后其结果依然会存在明显较大的差异。
对于生产群体而言，工业革命带来的影响进一步的加大了这种对产出的影响。对一个生活在平原地区的劳动力而言，机器代替了传统的劳动力，在同样的知识和技术下，一个开着新时代生产机器的农民和一个还在使用牛耕地的农民，在付出同样的时间和精力下，前者的产出可能几何倍增于传统农民。这里可能有人会问，为什么不同样使用机器，现实是，生活在山区的农民没办法使用大型的现代机器，而小型的机器可能并没有传统的生产方式方便。
说了生产群体，也要说说脱产群体，位置对于脱产群体而言同样的重要且更为重要。前面说到脱产群体通过税收进行的食物转移需要在内部进行再分配，这种再分配的形式是工资。对于能够生产食物的群体而言，由于能自产，所以生产所得虽然受到地理位置、环境、和生产工具等等的影响，其结果大抵还是多劳多得，但是对于脱产群体而言，则不是多劳多得。以工资为主要分配形式的脱产群体，其分配的标准不再是产出量，而是时间。
明确的量化标准是私有制能运行的保障，换言之，私有制能正常运行需要明确的量化标准。对生产群体而言，产出是最好的量化标准，但是对脱产群体而言，产出并不是一个能够直观量化的标准。而为了能够直观的进行量化，需要重新找到一个明确的可量化标准，这个标准脱产群体选择了时间。
时间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是一样的，一天只有二十四小时，同样一个成年的脱产群体，在一天之内能够创造的价值是不一样的。在同样的工作岗位上，一个认真工作的人能解决的事情和一个不认真工作的人能解决的事是存在明显的差距的，而同样的岗位，一个认真工作的人在这个地区需要处理的工作量和另外一个地区需要处理的工作量也是存在明显的差距的。这种因工作地点和对工作的态度不同造成的价值产出不同显然不能够成为分配的标准，所以时间成了脱产群体最好的分配标准。而脱离了产出的分配标准，将时间作为分配标准的脱产群体，为了分配到更多的资源，需要的是更长的工作时间，而不是更多的努力工作。当时间内所能创造的服务和价值跟分配无关的时候，为了区别分配，岗位和层级出现在了脱产群体内部。比起地域位置对生产群体的重要性，工作位置对脱产群体更为重要。
阶级的出现
当生产群体对地理位置进行争夺的时候，脱产群体对工作位置也开始进行争夺。这种脱产群体对内部工作位置的争夺发展出的东西叫做权力，所以权力的本质是对分配权的争夺。与生产群体的分配方式不同的是，生产群体需要先将分散的资源收集再进行分配，且多劳动能分配的就越多，而脱产的群体是通过税收直接将资源收集完毕了，此时的分配就是在一堆物资里面决定内部的分工群体拿多拿少，脱产群体能分配的资源跟自身无关，需要的是生产群体的多劳多得。
这种依赖生产群体多劳多得的分配方式直接带来的影响是，不论内部如何争夺，有一个明确的目标是，要让生产群体多劳动，因为脱产群体能够分配的资源，是生产群体生产资源的剩余部分。这已经很接近剩余劳动价值的概念了，但还不是完全等同。当明确了自身能够分配到的资源完全依赖生产群体后，由于税收的工具完全的掌握在脱产群体手中，为了分配的主动权，还需要做一件事，完全的握紧对税收的解释权，即为什么要拿这么多以及怎么拿。但光拿到解释权是不够的，生产群体是有能力做到自产自养的，一旦解释不合理，生产群体则会抛弃这种分配方式，所以为了保障脱产群体的生存，还需要拿走的一个东西叫做生产资料。土地在工业革命之前都是农耕文明最主要的生产资料，所以无论哪个朝代，在解决分配问题的时候，对生产资料的争夺都是从一而终的。
脱产群体为了生存，对生产资料的争夺都是无上限的，而这种脱产群体对生产资料的争夺将会诞生一个叫做阶级的东西。目前看只有生产群体和脱产群体的分工区别，但是生产资料进行私有制并被脱产群体掌握后，很明显的一点是生产群体失去了自产自养的能力。原先的逻辑是，生产群体有属于自己的地，可以自产自养，然后按照税收转移一部分到脱产群体。当生产资料被脱产群体掌握后的逻辑是，现在这些地都是属于脱产群体的，如果你想活，我可以雇佣你去帮我种地，然后分一部分给你。这样的逻辑下， 很明显的心理是，因为我让你能够活下去，所以你得听我的，且因为需要存活，所以无论如何生产群体内部都会有人被迫接受这种模式。这种对生产资料的剥夺，第一次的让生产群体失去分配话语权，没了话语权的生产群体自然的会低于脱产群体，阶级就此诞生，而生产群体属于下位阶级。
当脱产群体夺得了生产资料后，税收的逻辑开始变化。原本的分配逻辑是，生产群体将盈余部分通过税收转移到脱产群体，但生产群体失去了生产资料后，税收的逻辑变了。此时一切产出都属于脱产群体，生产群体能分配到的资源自然越少越好，所以最极端的分配制度——奴隶制诞生，奴隶制诞生后分配已经跟生产群体无关了，此时的生产群体沦为被奴役阶级。脱产群体夺得生产资料后，由于一切产出都属于脱产群体，所以保护产出成了脱产群体的内部事，为了保障财产，会再循环一次上述的争夺过程。这次的争夺过程将生产资料和税收分开成为两个阶级，掌握生产资料部分的脱产群体成为地主，而掌握税收的脱产群体成为官员。
这次要将目光暂时放到另外一个特殊的脱产群体上面——军队。军人是最特殊的一个脱产群体，军队存在的目的是为了保障安全的生存区域，所以它是暴力的代言，其存在的目的和性质决定了军队内的大部分个体都需要年轻化。一个需要大量年轻人的群体只能是全社会来提供，而不能仅经由脱产群体内部提供。此时为了平衡，掌握税收的脱产群体必然要跟暴力进行捆绑，以制衡掌握生产资料部分的脱产群体。而掌握暴力和税收的脱产群体，和掌握生产资料的脱产群体在话语权上再一次失衡，地主沦为下位阶级。掌握暴力和税收的脱产群体会再一次对生产资料进行争夺，形成权贵阶级和权力阶级。
从分配的角度讲，由下到上，暂时我们可以看到四个阶级：无产阶级、地主阶级、权力阶级和权贵阶级。这时候要关注另外一个被暂时忘掉的分工群体——商人。商人会以润滑剂的形式出现在各个阶级中，形成大商人阶级和小商人阶级，而商人争夺的主要生产资料是技术，在这种对技术的争夺中还会出现一个阶级，叫做工人阶级。工人阶级的特点是不完全掌握技术，或者完全掌握技术但没有资金进行技术和货币的转换。这种阶级的划分会从奴隶主时期一直持续到工业革命早期。
初识商业
随着东西方文明的交流，在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信息与技术迎来双重爆炸，以土地为主要生产资料的生产形态开始成为过去，技术开始登上舞台。技术一直是商人的主要阵地，所以这一次，闭关锁国的东方农业大国开始落后于世界。接下来要讲讲技术，所以需要把视线转移到工业革命的发源地。"